黄仁宇的大作《万历十五年》的英文版书名是《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毫无意义的1587年，也是万历帝这毫无意义的人生中不起眼的一年。然而，在万历帝在位的这段时间，除了北方少数民族日益迫近的威胁之外，远在万里之遥的西方也正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中西分野的大幕徐徐拉开……

中国是世界上天文学起步最早、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有大量观测资料，但十六世纪之后并未有很深入的研究，对于天体物理也并未提出任何理论。

在中国，天文学由帝国官僚机构掌握，并受制于官僚政治。天文机构的设立一是为了制订历法。二是为了观测天象。在古代，历法是人民“生存”的指南，农田的耕种、收播都要依照历法行事。

每年阴历的十一月，皇帝要接受下一年的日历，并正式颁行于全国。它的颁行，使所有臣民得到了天文和节令的根据，知道何时可以播种谷物，何日宜于探访亲友。翰林院官员们的集体著作，例如《实录》之类，也在香烟、乐队的簇拥下，恭呈于皇帝之前。书籍既经皇帝接受并加乙览，就成为“钦定”，也就是全国的唯一标准。——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历法的另一个重要功能是，中国历代帝王登基都以颁布他的新历法作为其合理性的标志。观测天象主要用于为皇帝预测吉凶，以求奉天承运，行战争，平天下。

当他登极还不满四个月，有客星出于阁道旁，其大如盏，光芒烛地。这颗被今天的天文学家称为Supernova或Anno 1572的出现，在当时被人们看成是上天将要降灾的警告。按照张先生的教导，万历赶紧检讨自己的思想、语言和行动，加以改正，以期消除天心的不快 [22] 。这次“星变”延续了两年之久，皇帝的“修省”也就相应地历时两年，并且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他不得不注意节俭，勤勉诚恳地处理政务和待人接物，力求通过自己的努力化凶为吉。——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通常学术界的一些学者认为，“这种为生存服务的实用传统为中国人从事科学探索设定了一座无形的围城，人们一旦谈及科学就必定进入这座围城，否则就不属于科学探索范围，这也就是古代中国历代都涌现出一些天文学家，总体人数比其它学科都多，而且天文学研究一直持续进行，却没有产生出天文学体系的缘故。”

《万历十五年》好比是历史CT片中的一个截面，那不如让我们多切几个关键的截面，组成一个历史小片段，看看这些节点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1603年，中国学者徐光启在他的朋友利玛窦的影响下皈依了基督教，耶稣会教士 利玛窦 来到中国传教的同时，一直在与 徐光启 分享西方知识，他们决定将所有的西方科学翻译成中文。到1610年，他们已经出版了 欧几里得 《 几何原本 》、托勒密天文学和其他零星的翻译。请注意，这仍然是1610年，科学革命刚刚在欧洲启动：徐光启所做的是试图让中国学习欧洲在公元500年左右的数学和天文学知识。

当时中国有两部并用的历书：一为刘基以元历为基础修订的大统历，二为回历，利玛窦指出这两部历书的内容不精确且是过时的。徐光启向中国天文学家发起挑战，以证明哪个系统更好，耶稣会士制作了他们自己的历法，与中国的历法进行比较。耶稣会的历法比该局的历法精确得多，以至于皇帝允许徐把西方科学的剩余部分翻译成中文并发表。一个耶稣会教士回到欧洲招募更多的天文学家传教士，收集科学书籍。

之后发生的事情是，太监和官僚们对一些违背传统的事件感到愤怒。礼部尚书设法将耶稣会传教士判刑，指控他们贬低中国的礼节。虽然没有人被处决，但许多人被放逐，其余的人停止公开传播科学知识，以免引火上身。1619年，被派去欧洲的牧师带着7000本书籍来到了中国，另外还有一些特别的东西：一个全新的望远镜！望远镜被发明出来仅是十前年的事情，但很快就传遍了整个欧洲，天文有了惊人的新发现：木星的卫星! 金星的过境! 月球上的环形山!

1622年(天启六年)，宫廷政治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耶稣会士又可以开始工作了。他们成立了工作室，并在1626年出版了一本关于望远镜的中文论文，以及所有用望远镜取得的酷炫发现。天启进士 王徵 译著并刊行《 奇器图说 》，其中阐述了望远镜及其对航海、战争、天文学等的价值。虽然中国人没有研磨玻璃镜片的技术能力，也没有光学科学。不过，人们很愿意传播这些知识。

1627年 ( 天启七年 ) 夏，由于宦官 魏忠贤 专权，北京的传教气氛不佳。

1629年，另一场对决开始了，这次的任务是预测第二天的日食将在何时发生。耶稣会的天文学家预测了日食的开始时间和持续时间，精确到分钟，而历法局则在开始时间和持续时间上分别差了一个小时和近两个小时，于是 崇祯帝 同意由徐光启主持开局修历。耶稣会士从欧洲寄来的信件中翻译了更多关于最先进的天文学作品：他们出版了关于第谷的太阳系模型的书籍，并在1632年使用第谷的系统来预测火星和金星的结合，而中国的旧系统偏离了8天。

经徐光启推荐，朝廷委任耶稣会士龙华民(Longobardo)和邓玉函(Terrenz)就职于『历署』。当1630年春邓玉函死后， 汤若望 被任命为他的继承人。汤若望继续协助 徐光启 编修《 崇祯历书 》，推广天文学，制作仪器，他的表现比邓氏更为优秀。

1629年 (崇祯二年)，汤若望用中文写了一本介绍 伽利略 望远镜的《 远镜说 》。此书图文并茂，从原理、结构功能和使用方法上详细介绍了伽利略式望远镜，成为中国科技史上关于光学和望远镜的奠基性著作，对后世应用有重要影响。汤若望和邓玉函是第一批把望远镜带进中国的传教士。但最终成功把望远镜带到北京并广为应用的，却是汤若望。

因此，在这一点上，中国拥有开启科学革命所需的所有知识，就像在欧洲同时发生的那种。问题是，他们有燃料，有火花，但房间里没有氧气。

当清朝取代明朝时，新王朝的第一位皇帝顺治委命汤若望为宫廷历法师，『历署』并入了『钦天监』。帝国官僚机构从一开始就极力反对，但 顺治皇帝 的支持暂时阻止了他们。皇帝去世后，小皇帝 康熙 继位，辅政大臣 鳌拜 反对西洋学说，不满外邦人参议朝政，敌视传教士。1664年 (康熙三年) 发生“ 历狱 ”，由 钦天监 官 杨光先 等人发难，矛头直指 汤若望 等耶稣会传教士。控告三大罪状：（一）潜谋造反；（二）邪说惑众；（三）历法荒谬。

尤其是指斥新历法吉凶倒置，造成了严重后果：选择顺治帝皇太子荣亲王的葬期误用洪范五行，山向年月俱犯忌杀，事犯重大（顺治十五年，荣亲王病死，两年后，其生母董鄂妃也病逝，又136天后，顺治帝也驾崩）。汤若望等人被关进监狱，被判处凌迟处死，其他成员被鞭笞后流放。

1665年 (康熙四年)，天上出现被古人认为不祥之兆的彗星。接着京城又突然发生了大地震，皇宫在地震中遭到破坏，而且有宫殿着火。清统治者视其为上天示警，不久以后获 孝庄太皇太后 懿旨释放汤若望，其余五人被斩。

鳌拜废除新历，耶稣会士被赶走，杨光先此时当上了钦天监监正，他们旧调重弹，选择传统而不是准确性，不久后他便在计算日食时出了一次大错。杨光先倒台后，钦天监监正一职给了南怀仁，从此以后以至一直到1838年，该职位都是由洋人占据。

1669年，耶稣会士与历法局举行了一系列新的对决，每场都取得了胜利。康熙帝对西方科学产生了兴趣，但并没有什么举动，他的继任者也没有任何兴趣。

与此同时，在欧洲，科学革命是一场无法阻止的野火。

在欧洲，知识不是由国家而是由大学控制的。分散和独立的大学能够迅速传递知识，并且不受制于对稳定的担忧。人们不停地分享发现，建造自己的望远镜，发表关于他们所发现的东西的论文，对其影响进行辩论。望远镜是在1608年发明的，到1610年，伽利略已经发表了"星空使者"，到1611年，开普勒发明了改进的望远镜，很快欧洲的每个天文学家都有一个。而中国将耶稣会士赶出，回到传统模式的同时，艾萨克-牛顿正在精心制作第一台反射式望远镜。

中国丧失了现代化的机会，尽管耶稣会士带来了这些西方文明的样本，但他们并不是推动中国进行现代化的催化剂。传教士只是代表了西学的一缕微弱之光，在一小部分较进步的中国士大夫中中间隐约闪亮，却从未照射到其它地方，他们充其量只是给几乎不可变更的中华文明，带来了一阵微微的颤抖而已。

若要追问何以至此？这就又回到了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在1943年的一份演讲提纲中提出的“李约瑟之问”：

“Why, therefore, did modern science, i.e., our theoretical body of scientific thought, universally applicable to nature and commanding universal assent, develop in west Europe, not in China” （因此，为什么近代科学，即我们普遍适用于自然并为普世所公认的科学思想的理论化体系，发展在西欧，而不在中国）。

一套严格的概念框架无疑有助于厘清问题，但也经常让人错把问题当成答案。技术实用论、文化自负论，包括黄仁宇的道德唯一论——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而我更倾向于秦晖的理论：从北魏废宗主督护直到唐宋帝国复兴，中国出现了“儒表法里”的趋势并在此基础上重建了大共同体一元化。表面上承认多元权威，实际独尊皇权；口头伦理中心主义，实际权力中心主义；表面官吏儒化，其实儒学吏化。在这样的制度和文化观念下，传统和稳定的价值远远高于对知识或能力的追求。

以我的能力无法为这么宏大的问题给出自己的结论，早有无数的学者已经从各个角度做了充分的论述。文章的末尾我只能借用王朔读完《万历十五年》后焦心劳思地追问：“在现今这个我们自称着繁荣稳定、歌颂着太平盛世、表面上生机勃勃的社会，用黄先生锋利的刀一划，是不是也会发现皮下种种腐烂的肌肤和筋络？……